新闻中心

联合早报:四中全会与中国军政关系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尽管是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但外界最关心的乃是辞去其最后一个职位,即中共主席。因此集党(总书记)、政(国家主席)、军(军委主席)最高权力于一体。集三权于一身并非新鲜事,因为之前的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次完成了三权一身的权力交接的意义则是非凡的。意义的重大不仅仅在于其深化了权力交接班的制度化(见上周本专栏),而且也在于党军关系或者军政关系的变化及其制度化。简单地说,中国的军政关系正逐渐向美国模式靠近。

  在党政军三权一体中,人们往往只强调党军关系,而大大忽视了军政关系。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中共的传统,即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这一点当然并没有错,只要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一点不太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考量到这三权一体中的军政关系,那么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着的制度合理性了。

  首先一点就是三权一体体制的制度化。这样做,现在也是这样,相信之后的继承人也会继续这个惯例。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和国家主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才合在一起。

  这里的逻辑在于:执政党的总书记是当然的国家主席,而国家主席就是当然的军事首脑(现在的名称是军委主席)。尽管这个逻辑还没有完全制度化,但已经包含在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中了。

  在先进国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党不是直接掌管军队的,而是通过掌握政权,组成政府来掌握军队的。中国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特殊的党军关系,即军队属于党。但是,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军队必然最终要成为国家军队。但党又要控制军队。

  怎么办?这要求党寻求制度途径通过政府来控制军队。由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来控制军队就是最好的制度途径。如果这种转型能够完成,中国的军政关系就可以和世界先进国家接轨了。

  从现在发展来看,这种转型似乎已经开始。现在是国家军委和党的军事委员会并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制度形式已经存在,取决于强调的是哪一个方面了。

  随着改革的深化,如果能够把重心从党的军事委员会转移到国家军委,而国家主席又是当然的国家军委主席,那么制度的理性化就不成问题,党、政、军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理顺了。

  其次,四中全会后的组成明确体现了专业和职业精神。除了主席是文人外,其他的都是职业军人。专业化一直是到中共领导层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军务由职业军人来管理,但军人和政务相对分离开来,军人不干预政务。

  这些原则在近年来开始体现在制度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随着将军从政治局常委退出,中共高层不再有军人代表。十六大也是这样,可以期望这个实践以后会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变成制度性的规定。

  这次调整后的,委员的数目有很大的增加。数目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可以变化的。重要的是这些委员来自各军兵种。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海局势的紧张,军队必须随时准备好突发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军事决策模式的变化。

  以往,各军兵种直接听从的领导,不能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军事决策。这样做强调的是党对军事的直接控制,但也会出现问题。一是协调不够,各军兵种的利益不能反映在高层的决策中,一些决策也就难以协调各军种之间的事务。这也是海外学者所担心的中国军队中流行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

  同时,因为没有参与,高层决策也难以反应军方职业军人的专业观点。四中全会的这种变化应当说为军人的专业观点影响高层军事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途径。

  无论是国家主席统领军队,还是军事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国的军事体制似乎在向美国模式靠拢。但人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变化会不会影响政府乃至党对军队的控制呢?在美国,总统能够控制军队因为总统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给予了总统极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是其统摄军队的基础。这个条件显然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

  不过,当人们讨论党对军队或者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一辈军人和新一代军人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为什么中国的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革命和战争。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自然就大。

  同时,对老一辈来说,军人和文人没有区分。因为他们的革命和军事背景,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军人想干预政治,政治人物想干预军事,这是习以为常的。但现在则大不一样了。军人和文人有明显的分野,军人专司军务。实际上,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正常的军政关系的建立。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确对文人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压力。如果文人政府要有效地掌控军队,必须寻求更大的合法性资源。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大任务。